中国生猪产业25年深度观察:多地点养殖模式的生死博弈
在不同的地理位置隔离断奶和隔离育肥期是创建多地点生猪生产的基础(Harris 1988, 2000)。1987年进行的初步研究表明,在10日龄时从健康状况良好的猪场断奶的猪,与留在原猪场的猪相比,其生产性能有所提高。这一点后来得到了不同作者的证实。
1988年,Chuck Sand在美国东北部哥伦布附近建立了第一个多地点猪场,用于繁殖种猪。这3个地点(繁殖/妊娠、保育和育肥场)与其他养猪场之间的距离至少为2英里(Harris 2000)。通过隔离断奶消除传染性病原体和通过保育和育肥期保持猪的高健康状况被认为是成功种猪生产所必需的优势。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北美和世界各地(智利、墨西哥1990年)、(加拿大,1992年)、(阿根廷,1993年)、(巴西、德国,1994年)、(丹麦、波兰、西班牙、意大利1996年)、(英国、中国、法国1997年)和(苏格兰,1998年)对多地点饲养的接受程度和实施情况出人意料地显著。
不幸的是,现在许多多地点饲养的构建没有在地点之间以及与其他猪场之间进行适当的隔离(图1来自Passafaro等人,2020年)。正如几位作者所记载的那样,气雾传播和猪在场点之间的运输有助于在多地点养殖中预防和控制传染病的困难。
随着系统规模的扩大,其他管理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在生猪流量方面。最初的目的是让保育猪全部投入;从一个或两个母猪基地出发,生产种畜。同样,在许多系统中已经做出妥协,导致断奶猪和保育猪的多个来源以连续流的方式输送到育肥猪。
由于失去了严格的地理隔离,加上生猪流动概念不佳,最初设想的多地点生产的传染病消除和疾病控制效益往往会丧失。
尽管多地点饲养的实施并没有像最初设想的那样,但美国每头母猪的猪肉产量继续以每年约1.9%的速度增长(Tokach 2016)。
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病毒(PRRSV)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而来,利用多点生猪生产技术开发了培育PRRSV阴性猪的技术,用于饲养无病毒的猪群(Donadeu等人,1999年;Gramer et al . 1998)。Plomgaard(1998)在没有减群的情况下从丹麦一个多地点猪场的母猪场消灭了三种传染性病原体(肺炎支原体、胸膜肺炎放线杆菌和PRRSV)。
现代多地点饲养继续在不减群或通过隔离断奶的情况下消除母猪的传染性病原体。例如,Poulin和Christianson(2013)在中国通过隔离饲养消除了口蹄疫。
多地点生产的一些最初的好处已经发展,一些小组已经证实并改进了隔离断奶的性能。隔离饲养造成的免疫激活降低,深刻影响胴体组成、生长速度、饲料效率和赖氨酸需求(Williams等(1997))。Crowe等人(1996)认为,分娩至育肥场的高环境内毒素水平可能是导致断奶仔猪生产性能差的原因。
在过去的25年里,人们对断奶日龄与生产性能、免疫反应和行为之间的权衡进行了广泛的研究。结果表明,21日龄断奶比早期断奶更有利于断奶仔猪在保育期和育肥期的生产性能(Main et al .(2004))。
断奶14天和21天后的生理和行为反应没有差异(Davis et al . 2006)。Tsai等(2018)发现,隔离饲养增加了肠道微生物多样性,提高了生长性能。Whiting和Pasma(2008)研究了多地点饲养的动物福利方面,发现隔离饲养的优势超过了任何福利问题,特别是如果断奶发生在21日龄或更大的时候。
多站点生产的广泛采用产生了对“有效的后备母猪管理,以提高生命周期性能的替代目标”的需求(Williams et al . 2005)。
从保育舍(通常是7-8周龄)选择的后备母猪被放置在后备母猪培育单元(GDU)中,这是一个独立的建筑,与母猪、保育、断奶至育肥或育肥场分开(见图)。在GDU中,后备母猪暴露在母猪的微生物群中以适应环境。在GDU概念发展之前,美国大型猪场的母猪替代率高达每年60-70%。有趣的是,在传统的分娩-育肥一条龙猪场,生产自己的后备母猪,适应发生得更自然。Connor(2023)提出,引入抗PRRSV猪(Burkard, 2018)可能导致由于劳动力短缺而在一个地点重新建立分娩至育肥场。如果后备母猪的工作外包的话,还是建议在分娩到育肥场使用GDU。
Spronk(2010)报告说,在大型母猪场(大于300头母猪)安装过滤系统可以防止PRRSV的传入。自1995年以来,空气过滤已被用于防止传染性病原体引入母猪到育肥场(Cariolet et al., 2000)。Desrosiers和Cousin(2023)回顾了空气过滤的各种方法和应用,特别是在公猪站和母猪场。到目前为止,在保育舍、断奶-育肥场和育肥场安装空气过滤装置在经济上似乎是不切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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